在中国多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汉族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先进性,经常呈现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即“汉化”的现象,如辽代契丹、奚的汉化,以及从唐代就已开始的渤海的汉化。但事情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在各民族之间密切接触时,“汉化”现象往往也伴随有反方向的运动,即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从而发生“胡化”,这种现象从上古伊始即有出现,一直延续到后世。
不过,在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远强大于其他民族时,进入汉族生活中的少数民族习俗、信仰等内容一般都会被消化并发生演变,纳入到汉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因而很少给人以怪异或不合常理的感觉。可一旦当汉族反过来居于劣势的时候,这些外来的事物就会变得尤为引人注意,而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汉族则会在其他汉族人眼中成为“胡化”的异类。
赵柽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但是他前世的却也经历场变革。开放初期,仿佛一夜间年轻人的世界就发生了改变,街头巷尾都飘荡着‘靡靡之音’,大酗子穿起了花衬衣,喇叭裤,戴着贴着商标的蛤蟆镜,留起了长发,小姑娘们染了黄毛,穿着超短裙、高跟鞋,抹着口红。这也可以说是因为开放,多年封闭的大门突然打开,外部的文化蜂拥而至,造成了一场始料不及的思想变化,按当时的说法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入侵。
当然这邢定不会为受了多年教育的家长、老师和一些学者所容,不断被批判、堵截,甚至动用法律手段进行狙击,当年只因跳跳舞,亲亲嘴进了监狱甚至没了命的人不在少数,可依然难以阻挡这股思潮的蔓延。到了后来便成了社会的主流,人人都融入其中,反而将处于正统地位的思想冲的七零八落,逐步演化为一种不同于任何文化体系的新新人类。随着他们的成长,已经成为了时尚的先行人,主导着社会的演变。
同样,在宋辽时期,由于自身的心态和文化特征。幽云汉人既不同于契丹等少数民族。又不同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并不固定倾向于任何一国,而是在北方各个政权的角逐中,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利益集团。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大量进入河北地区、造成民族混杂和当地汉族在文化特征上的少数民族化;二是辽朝对幽云地区长时间的统治,使其与契丹族密切交流,而与中原汉族长期分离;三就是北宋王朝中后期在对待幽云汉人的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
辽代的幽云汉人就是这样一种‘胡化者’的形象。在平日的耳濡目染之下,幽云一带特别是幽州的汉族,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由幽州等地汉族组成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劲头,经常令内地汉族惊叹不已,民族结构的变化,以及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化。逐渐使幽云汉族的夷夏观和正统观也发生了改变。
作为辽朝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政治方面却受到歧视,而不能完美地融于辽、宋、金任何一朝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不将其视为己类。使其在心理上边缘化于各民族之外。以往儒家文化极为重视的“华夷之辨”,在幽云汉族和少数民族邻居的来来往往中,愈发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他们已经不再把民族出身和正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了。相比之下。“实力”这一标准,在衡量“是否正统”的时候却反而比“民族”更为有用。
幽云汉人在人口、性格和文化程度上的优势。导致其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孤立而举足轻重的砝码,不随任何政权的主观意志而行动。当他们倒向某一政权时,就会使该方在斗争中取得极大优势,从而根本改变中国北方的力量对比。赵柽正是看到了这个特殊群体在以后战争中的作用,所以早在自己的计划初期便遣人渗入辽国,企图对他们施加影响力,而广丰堂只是经济入侵的一部分,现在正是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夹山处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东端,沙漠以北,属于辽国西南、西北两都招讨府,也是阴山南北地区仅存的未被女真人攻占的辽土。辽帝耶律延禧逃到这里,一方面是利用其有险可守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企图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图谋东山在起。
在这里耶律延禧依然能得到临边诸蕃部族的支持,且西北边地又是辽国的战马储备基地,此时仍然拥有大批的战马,可以保障其扩军备战所需军民的供应;另外阴山中盛产黄金,辽国在这里设立了‘山金司’置冶采炼,是为辽朝的重要财政收入,可以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再者夹山地形险要,西及夏境,辽之云内,便于得到夏军支援,进可东出南下,进取失地,退可据险防御,坚守自保。
耶律延禧便想依恃夹山为后盾,胜则长驱挺进,败则西逃西夏。他能想到,女真人也不傻自然也能想到,再说他们身边还有个辽国通耶律余觛帮着参谋,所以辽军虽然不敢贸然进攻,但是为防患未然,在此也留下了一支部队占据了德州。
库仑镇距德州百余里,东临一条大路,这便是阴山大路,为历朝历代北方各民族南下中原的一条必经之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德川镇也因为此路兴起,成为一个商业贸易重地。游牧民族的军队此刻还没有后勤体系,补充全赖劫掠,这帮人便也四处打草谷,这里想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眼中的肥羊,赵勇与女真人便不可避免的起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