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赵佶立储之时，梁师成等人就已经和赵楷结为同盟，对横插了一杠子的赵柽一直心生警惕。他们以为将赵柽排挤出京城后，远离皇上的庇护，其就难以有什么作为，可大出他们意外的是燕亲王不但大败了西夏，逼着他们签下了城下之盟，俯首称臣，加官进爵不说，更得到了皇上的日益器重。

眼见着赵柽混的风生水起，梁师成等人怎么能坐得住，现在他不但控制着十几万兵马，而且手中的掌握着一支战无不胜的‘私军’。这还不算他们发现，燕王府中的买卖也越做越大，几乎遍及全国州县，虽然其也刻意隐瞒，但有心人总能发现这些大商背后有燕亲王府的影子，他们的积累的财富足以抵上大宋一年的税赋，有兵有钱能干些什么谁都明白。

现在最可怕的不只是他对军队的控制。现在河东赵柽除了完全控制了河东军，甚至让河东文官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人人唯其马首是瞻，而自己当年派去的人都被排挤出河东，而现在他又和西夏、金国有了联系，他们怎敢轻视。

梁师成虽然奸猾，狂挖皇上的墙角，但是他还是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明白自己就是皇上这棵大树上的一只占据树尖的一支猴子，所以对皇上还是忠心耿耿，无论公私都应该向皇上提出警告，让皇上对燕亲王势力的膨胀加以扼制，当然最好是早将其铲除。

当然梁师成是小心谨慎，城府极深的人，不会在燕亲王圣恩正隆的时候去找不自在，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企图。但那不等于他什么也不做，他可以利用自己影响去煽动底下人去做。可令梁师成等人不解的是，皇上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燕亲王在西北如何折腾，他都不去干涉，只是同意把忠勇军中的几个高级将领调离，却不知道皇上到底要怎样？

现在燕亲王越来越离谱了，不但‘勾结’党项人，而且还跟女真人扯上了关系，这还不够又与义胜军搭上了关系，面对势力日益膨胀的赵柽，梁师成坐不住了。如果在任其发展下去，有一天皇上想不把皇位传给他都不可能了，于是他找上了同样不安的赵楷，还想办法拉上了太子赵桓。

梁师成知道太子对自己这个弟弟一直是竭力维护的，也知道他打得什么主意。他是想培植自己的班底，以燕亲王的势力对抗那些威胁自己地位的人，为自己有一日登上皇位铺路，要想让他自毁‘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他也知道自己与太子的关系势同水火，完全没有办法直接沟通，但是他有自己的法子将其拉下水，而这个中介就是太子府詹事耿南仲。

耿南仲对太子可以说是尽到了一个老师的责任，在赵桓最困难的时刻一直站在他身边，从中周旋，甚至不惜自降身份，投靠了李邦彦对抗王黼对太子的挤压，可以说谁对太子有威胁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有了这么一个忠心护主的人，梁师成只需将燕亲王的所为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的透露给耿南仲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而这个目的也轻松达到了，就在赵柽进入代州校阅，插手义胜军的事情发生后，耿南仲找到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的向皇上禀告说：“燕亲王是一个轻浅浮躁之辈，权宠太盛易生奸变。现在他控制着河东、河中十几万兵马，又插手义胜军之事，如不加以节制必生祸患！”

对于太子的反戈一击，作为一个在宫中混迹了半辈子的梁师成并不感到意外，古人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宫中的事实往往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而他对于这种能挑起几个兄弟间战争的自信，来源其实很简单，就是攀比心。

无论是梁师成对童贯的嫉妒，还是赵楷对赵柽的蔑视，追根究地，可能都是攀比心作崇。赵楷觉得赵柽全盛逾己，说不定赵桓心里也会觉得赵柽是最得圣心，所以才会通过相互拆台来表达他们的不平和愤怒。搅得朝廷风云再起和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说穿了，不过如此，其实就是因为出身相同，所以强烈渴望压过对方一头。

相同的出身提供了最强的可比性，相似的攀比心又让双方戴上了一幅同样不可靠的有色眼镜，这种有色眼镜又强化了同一种扭曲的竞争意识，因此乞丐不会嫉妒富翁，只会嫉妒别的乞丐。说到底，人有时候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是因为别人的成功…

其实对于赵柽的势力的发展，赵佶不是毫无警觉，有些甚至是在其纵容下才得以实现，而赵佶当初之所以选择赵柽出知河东，一是因为觉得自己对他有所亏欠，二是觉得赵柽长在乡野，没有沾染上官场中的习气，而且岁数尚小，背景比较单纯，母族地位卑微，如果他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再者就是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自己也还‘年轻’，也不足以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

如今的赵柽，已经不再是那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小皇子，而是在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控制着两路的封疆大吏，在西北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小集团，虽没有和朝中大臣勾结，但是却和外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和他们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

听了几个人在自己耳边嚼舌头，赵佶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威胁…(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