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高昌‘复叛’的危机，赵柽考虑了许多解决的办法，除了赵信提到的扶植亲宋政府和经济制裁之外，他还想到了利用其他手段解决高昌问题：

高昌回鹘的宗教信仰前后有变化。西迁以前的回鹘信仰摩尼教，他们将这一信仰带到了高昌。高昌原为佛教盛行之地，回鹘迁入高昌地区以后，逐渐从摩尼教转信佛教。但是佛教从来不是外界政治干预手段，宗教信仰反而使高昌的民众心理更倾向于和平、随顺，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硬来、不挑事、顺其自然的色彩，难以通过挑动不同宗教信徒产生纷争。

既然民众的心理不易被外界所用，那么民族因素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战略抓手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高昌民族构成比较稳固，回鹘人占据了多数，当然曾经作为唐朝的领土，那里也有汉族后裔留存，但是三百多年的地域隔绝，在不同政治治理形成的文化差别很大。高昌人口固然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汉人，可这些人对汉族血统除了荣耀感没有更多认同，很多人已经改换了当地化的姓名，对祖先的记忆往往只是口耳相传的掌故，他们了解当今大宋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回鹘人无异。

赵柽知道真实的国际战略场，既非只有铁血的斗兽场，也非只有对错的法庭，风中之竹随风而不倒，自有中小国家生存之道在里边。高昌在历史上一次次变化立场与阵营正应了现代外交史上的那句话：“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高昌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把自己捆绑在谁的战车上，从其历次左右逢源的战略运筹看，高昌的联盟手段确实充满灵活性，的确是独到的生存心得。但这也是其不易发展成任何势力盟友的缺点，被人指摘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节操；同时也被各国所利用，不断以此挑起纷争，高昌在摇摆中谋求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保持不倒。

赵柽也明白决定竹子方向的是风，而风是多种持续柔性因素合成的，这就是兵法中所谓的‘势’。如果是前几年赵柽的选择的方略是对高昌保持尽可能的互利合作，无论是这种合作是双边的，还是在西域乃至东亚大框架内，高昌不可以作为周边战略支点，但可以成为周边合作的增长点。

但是现在不同了，经过数年放眼大局谋势造势大宋国力上升，威名远播，在围堵金国的同时已经在周边完成了布局。高昌这次却没有看清形势。因为当年曾资助金的宿敌西辽。金国虽然一直没有追究。但是绝不会忘记，割让土地恐怕也只是个幌子，借机吞并其才是目的。西辽同样会对其‘勾结’西夏和大宋驱逐其派驻的官员一事耿耿于怀，如果宋发起进攻。他即便出兵也会借机将高昌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绝不会再让其保留独立的身份。

不作死就不会死，高昌自以为地处心脏地带，各国都要借助其勾连东西方贸易的位置而需要哄着他，供着他，却没有想到三国都已暗自将其列入了自己征服的目标。过去只因各国相互牵制所以都没有动手，如今只怕任何一国动手，大家都会蜂拥而上将其瓜分殆尽，渣滓都剩不下。

灭国——皇帝之怒果然是天地变色。在赵柽下定决心的一刻，高昌国的存在便进入了倒计时，他将赵勇和高宠两人召到襄邑商定作战计划。听完情报司对高昌国的敌情介绍，又调阅了相关文卷，高宠两人拟定了初步的方案。

两人计划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南北两路：北路自云内州出发，穿过戈壁，经过阿尔泰山南麓和东部天山北麓，到达高昌国的都城，这条道路就是唐代中期开辟的回鹘路的一部分，此路攻下夏都北庭后，南下高昌城；南路则自兰州出发，借道西夏，经凉州西进，自瓜州、沙州攻入高昌国，夺取伊州。然后两军合兵一处攻打高昌城后，南下攻取焉耆和龟兹两地。

此战计划动用长安镇抚司、大同镇抚司两军禁军及陕西和河东两路州军共计六万兵马，加强沙漠军和一至两个轻型炮兵旅。此外可联络蒙兀部、汪古部及西夏配合作战，总兵力十万人。但是高昌国人口不过五、六万人，何以如此出动如此多的兵力？讨伐高昌之战，是两人将西辽和金的势力计算在内。既然是采取最后手段，就不能去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怀抱侥幸希望他们不参战，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

可二人还是建议皇帝缓行出征。现在已经进入九月，西北已经是中原冬日气候，且戈壁上风沙很大，两路兵马都要经过沙漠，尤其是北路军要穿越数千里的戈壁沙漠，道路艰难，补给困难，一旦损失巨大西征将半途而废。因此他们以为应在来年三月后在动手，利用开战前的这顿时间调集、整顿兵马，筹备物资，联络各部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