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柽在避免大宋出现‘天下太平’的思潮同时，也发现好战的思想苗头开始出现。由于这些年大宋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全胜的战绩，尤其是西征高昌和跨海远击塞尔柱帝国，不但拓展了国土，打通了商路，还掳掠来大量的金银财物，增强了国力，于是国内出现股以战争为国家富强必要手段的思想。

而舆论有时会简单的区分敌我，盲目呼吁用兵，这种好战的言论主要出现在新一代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军官中，在各大书院和太学很有市场，他们有知识，有热血，希望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一旦这些人走上高位，必然会受到舆论的左右，将国家不断的引入一场场战争之中。

一个国家如果长时间在民间充满着不断鼓动战争的舆论，赵柽知道早晚会出问题，这也是必须提起警惕的。赵柽在广泛兴建州学、县学的同时就对此提出了要求，任命那些自己初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担任州县学正，传播自己的治世理念。而对于社会兴办的各色学院，他也通过资助的形式，扶植自己阵营中的大儒担任山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吸引诸多的学派精英加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基础。

而赵柽也发现由于自己总是能左右舆论的方向，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通常情况下，他发动朝野和军队恨一个国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比呼吁和平要容易，且这种言论对维护国家内部团结，统一社会意志很有好处。所以出于强化本阵营的团结，也有必要塑造外敌，找一个潜在的敌手，用这种办法给自己的战略加强合理性。

当然作为国家战略的决策者赵柽绝不能坐等有利或是不利的舆论出现，对他来说，舆论首先要对大战略有利，因此必须对舆论实施管控，引导舆论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甚至要塑造舆论以实现目的，这就需要屏蔽不利的真相，警告某些激进言论的制造者，也不排除撒点小谎，弄些鱼目混珠之事，至于怎么操作就是自己情报部门的分内事了……

对国内的舆论进行引导和管控的同时，赵柽也没有放松利用舆论的力量打击外部的敌人。

赵柽前世的时代正是大国间角力的鼎盛时期，大国间围绕舆论争夺的这种软打击手段更多，形式更为丰富。他们对决策方向的引导，对一个国家舆论倾向甚至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颜色’**的发生往往都有外部力量平时大量开展舆论、心理铺垫做引子。一旦相关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外部舆论的挑唆、攻击会借机扩大，最终酿成政局剧变。

而作为国与国战略对抗的舆论战，并不总是口诛笔伐、唇枪舌剑，其中还包括货币、金融、资本的商战，这些他都熟悉也一直在做。难的是此时没有广播电台、电视、网络和发达的媒体这些宣传手段，但难不倒赵柽，他另辟蹊径对他国保持舆论上的进攻，当然免不了还得掏出些真金白银。

赵柽利用宋、金两国漫长的边界线与议和后相对平静的局面，在边境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一批农、牧为主的城镇，其可吸引内地的人前往屯垦戍边，还可以让此与国境线那边生成鲜明的对比。一边的人生活富足，衣着鲜亮，住着厅堂明亮的大瓦房，走在繁华的城镇上；而另一边则是荒凉一片，住的是简陋的草棚、毡帐，终日与野兽为伍。

这种物质上的对比会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反差，让人心生羡慕，尤其是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金国各族底层民众，使他们向往着有朝一日也能到大宋来统治，以此减少入侵后来自平民阶层的抵挡，得到他们的帮助。同时也可以此为诱惑吸引金国的人口南迁，让生活在金地的汉民产生强烈的回归愿望，来削弱他们的实力，获得情报。

建立在边界上的榷场同样可以作为宣传的战场，通过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敌国的商人们将大宋的繁荣和富强带回国内。还可以通过生意上的往来给予小恩小惠加以收买，让他们成为给大宋唱赞歌的喉舌，有意识的将宋、金两方的优缺点放到一起对比，使金国人对当权者产生厌恶心理，渴望他们被推翻，自己获得‘解放’。

针对于金国的精英分子的计划也在实施，大宋利用情报人员收买敌国的官员、贵族让他们充当大宋的吹鼓手，影响统治者对形势的判断。崇尚汉文化的女真知识分子通过特殊渠道收到被‘改编’的汉文典籍。赵柽以此方式进行大量潜行默化的传播活动，将中原的自身体制优越和价值观的普世性介绍给他们，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进而使这些人对金国现行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又通过他们彼此的交流将这种思想传播开去，从上层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接受大宋统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