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