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角色，”包柏蓝斯基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我刚刚和国安局一位杰出的年轻分析师谈过，她叫嘉布莉·格兰，你们也许听说过。她指出对我们警察而言，忠诚的概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清楚明了。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忠诚对象，对吧？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法律。另外还要忠于民众、忠于同事，但也要忠于上司、忠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职业。大伙都知道，有时候这些利益会互相冲突。我们可能会选择保护某个同事，因而未能对民众尽责，又或者可能会听命于上级，就像法斯特那样，结果却抵触了他应该对我们展现的忠诚。但从现在起——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听到的忠诚只有一种，那就是忠于调查本身。我们要抓到杀人犯，还要确保不再有人遭其毒手，同意吗？就算是总理本人或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来电，搬出爱国情操之类的大道理或是以事业前途利诱，你们还是要守口如瓶，好吗？”

“好。”大伙异口同声地说。

“好极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斯维亚路出手相救的人就是莎兰德，现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出她人在哪里。”

“所以得把她的名字告知媒体啊！”史文森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我们需要民众的帮助。”

“这一点还有异议，所以我想再次提问。大家别忘了，过去莎兰德曾经遭受到卑劣的对待，无论是我们还是媒体……”

“事到如今，那已经不重要了。”史文森说。

“可以想见在斯维亚路上或许有人认出了她，她的名字也迟早会曝光，那么这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但在此之前，要记住是她救了那个男孩。”

“这点毫无疑问，”史文森说，“但接下来也可以说是她绑架了他。”

“我们得到消息说她不计一切代价都要保护男孩的安全。”茉迪说，“莎兰德与公共机构交手的经验绝对是负面的——她整个童年就是被瑞典官僚加诸于她的不公待遇给毁了。如果她跟我们一样，怀疑是警局内部走漏消息，那她就不可能联络我们。现实正是如此。”

“那不重要。”史文森坚持说道。

“也许吧，”茉迪说，“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评估公开她的名字对调查有无帮助，这点我和包柏蓝斯基都认同。至于调查工作，则要以男孩的安全为优先考量，但这方面却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霍姆柏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并立刻吸引了所有人注意，“要是被人知道莎兰德涉入此事，男孩就会有危险。但还是有几个问题，首先，怎么做才合乎职业道德？我不得不说，即使我们内部有人走漏消息，还是不能让莎兰德把男孩藏起来。那个男孩是调查中的关键人物，不管有没有内鬼，我们绝对比一个有情绪障碍的女孩更能够保护孩子的安全。”

“当然了，绝对是的。”包柏蓝斯基喃喃说道。

“就算这不是一般所谓的绑架，没错，就算这么做是出于一片好意，却可能对孩子造成同样大的伤害。在经历这许多变故后还要像这样逃亡，肯定会在他心里留下巨大阴影。”

“没错，”包柏蓝斯基说道，“但还是老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手上掌握的信息？”

“这点我赞成史文森的想法。我们必须马上公布她的名字与照片，这将能带来许多宝贵线索。”

“也许吧，”包柏蓝斯基说，“但同样也会帮助凶手。现在必须假设他们尚未放弃寻找这个孩子，事实上恐怕是恰恰相反。既然不知道莎兰德与孩子之间有何关联，自然也无从得知她的名字会给凶手提供什么样的线索。我不认为把这些细节告诉媒体能保护那个孩子。”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保留这些信息能不能保护他。”霍姆柏说道，“目前缺少的拼图还太多，无法下任何结论。譬如说，莎兰德会不会是替另一个人做事？又或者她除了保护孩子之外，还另有目的？”

“还有她怎么知道林典和孩子会在那个时间来到斯维亚路？”史文森说。

“也许她刚好到那里去。”

“看起来不太可能。”

“事实往往会出人意料。”包柏蓝斯基说，“这是事实的本质。不过我同意，这次不太像是巧合，在这种情况下不像。”

“布隆维斯特也知道要出事，这又怎么解释？”傅萝说。

“布隆维斯特和莎兰德之间有点关联。”霍姆柏说。

“的确。”

“布隆维斯特知道那个孩子在欧登医学中心，不是吗？”

“孩子的母亲告诉他的。”包柏蓝斯基说，“你们应该想象得到，她现在十分绝望，我刚刚才和她长谈过。但是布隆维斯特说什么也没道理知道林典和孩子被骗到外面路上来。”

“他会不会侵入了欧登的计算机？”傅萝思索着说。

“我无法想象布隆维斯特会变成黑客。”茉迪说。

“那莎兰德呢？”霍姆柏说，“我们又对她了解多少？我们有一大叠关于这个女孩的资料，可是上一次和她交手时，她可是扎扎实实让人大吃一惊啊。说不定这次也一样，光看表象并不可靠。”

“我同意。”史文森说，“问号实在太多了。”

“我们现在有的几乎全是问号，正因如此才应该谨守原则。”霍姆柏说。

“我怎么不知道原则手册涵盖的范围这么广。”包柏蓝斯基语带讥讽地说，但马上就后悔了。

“我只是想说事情是怎么样就该怎么看待，而这就是一起儿童绑架事件。他们几乎已经失踪二十四小时，还没传来只言片语。我们应该公开莎兰德的名字和照片，然后仔细过滤所有网民提供的消息。”霍姆柏颇具威严地说。似乎所有组员都支持他，为此包柏蓝斯基不由得闭上眼睛，心里想着自己有多爱这群人。他对手下的爱更胜于手足，甚至更胜于父母，但现在他却感觉不得不与他们对立。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他们，不过暂时还不会公布姓名和照片，否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危险，我不想冒险为凶手提供任何线索。”

“而且你觉得内疚。”霍姆柏冷冷地说。

“我觉得非常内疚。”包柏蓝斯基说着想到他的拉比。

想到孩子和莎兰德，布隆维斯特担心得难以入睡。他再次试着通过redphone app和莎兰德联络，但她还是没回应。她从昨天下午起便音信全无。此时他坐在办公室里，试着专心工作，找出之前忽略的部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他隐约感觉到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找到它，整件事就能明朗，但是他怎么也推敲不出来。也许他只是自欺欺人，也许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觉得有必要看出什么大阴谋。莎兰德用加密连线传给他的最后一个信息写道：

尤利·波达诺夫。查查他。就是他把鲍德的技术卖给了索利丰的艾克华。

网络上有一些波达诺夫的图片。相片中的他穿着直条细纹西装，虽然十分合身，却仍显得不搭调，好像是他前往照相馆途中顺手偷来的。波达诺夫有一头细长柔软的直发，满脸痘疤，大大的黑眼圈，而且隐约可以看到袖口底下有一些非专业的刺青。他的眼神阴险、凶狠、凌厉。虽然身材高大，但体重顶多六十公斤。

他看起来像是有前科的人，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肢体语言，布隆维斯特似乎从中看见鲍德住处监视器画面里那个人的影子。波达诺夫也同样给人一种寒酸、粗野的印象。

另外还有一些他以柏林商人的身份接受访问的内容，他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可以说是在街头出生。“我天生注定要死在后街巷弄里，手臂上还插着针头。但我终究把自己拉出了泥淖。我天资聪颖，而且是个了不起的斗士。”他如此说道。从他的经历看来，没有哪个细节与这些说辞相互矛盾，只是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发迹并不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某些迹象显示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赏识他的才能，曾经帮助过他。某德国科技杂志引述了荷斯特信贷机构一位资安主管的话：“波达诺夫的双眼有法术，可以侦测到谁也侦测不到的资安系统漏洞。他是个天才。”

因此波达诺夫是个明星黑客，只不过他对外扮演的角色是“白帽”，专为善良、合法的一方服务，协助各公司行号找出计算机安全系统中的漏洞，以此换取丰厚报酬。他的公司“放逐资安”毫无可疑之处，董事也都是教育水平颇高的体面人士。但布隆维斯特并未就此作罢，他和安德雷仔细检视与该公司有过接触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合伙人的伴侣，终于发现有一个叫奥罗夫的人曾经担任过一小段时间的代理董事。这有点奇怪，因为弗拉狄米·奥罗夫不是it人员，而是建筑行业的一个小角色。他一度曾是前景很好的克里米亚重量级拳击手，从布隆维斯特在网络上找到的几张照片看起来，他显得饱经风霜、冷酷无情。

传说他曾经因为重伤害与中介卖淫被判刑。他结过两次婚，两任妻子都死了，但布隆维斯特完全找不到两人的死因。但最有趣的发现是此人曾是一家早已不存在的小公司的候补董事，该公司名为“波汀建筑与出口”，专门从事“建材买卖”。

公司老板是卡尔·阿克索·波汀，又名亚历山大·札拉千科，这个名字唤起了关于一项阴谋的回忆，这项阴谋后来还成了《千禧年》最轰动的独家新闻。札拉千科是莎兰德的父亲、是她的阴影，也是她满怀激愤决定以牙还牙的这份决心背后的那颗黑心。

他的名字突然出现会是巧合吗？布隆维斯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事只要挖得够深，总能找到连接点。人生中常会有一些虚幻的联系，只是一涉及莎兰德，他便不再相信巧合。

如果她打断某外科医师的手指或是着手调查某先进计算机科技的失窃案，你就能确定她不只彻底思考过，而且事出有因。莎兰德不是个会将不公不义抛到脑后的人。她会报复，会导正错误。她之所以涉入此案，难道与她本身的背景有关？这绝不是无法想象的事。

布隆维斯特从计算机抬起头瞄了安德雷一眼，安德雷也向他点点头。厨房飘出淡淡的烹调味道，约特路上传来轰然作响的摇滚乐。外头风雪呼号，天空依然乌云涌动。布隆维斯特习惯性地登入加密连线，原本并不期望有什么新发现。但他脸色瞬间一亮，甚至脱口发出低声欢呼。